叔叔死的时候，是零六年。我适逢开学，在租住屋里，非常平和。 那个夏末的午夜接完母亲哭哭啼啼的长电话，在网上订了次日清晨的机票，打点好行装，传短信去请了一个星期的假，就坐在地板上等待天明的几个小时，一滴泪也没有掉。直至下昼抵港，在医院的殓房见到他，发寒的身体肿胀的脸，我才恍惚地确凿了他病逝的事实。 母亲在悲愒后静下心来同家姐一道打点后事，整理他的衣物财产，去人事部办死亡证明。 然后就是传统的仪式，旧友带了帛金、手信来围坐着聊天吃茶，同我和母亲、大哥家姐鞠躬，惊恐着不愿看化好浓妆的遗体一眼。形式完成，便一同去酒店开趴，吃吃喝喝说说笑笑，仿似红事。 我在当晚返京，一刻多余的时间也没有逗留，带走了他同母亲的合照。 叔叔并不是至亲的人，但作为继父，我想他已经尽了疼爱并且赡养我的所有责任。技术上来说，甚至比父亲还要多。而我面临的死亡，除去苏拉，便是他。我惊愕自己对待亲人离去的冷静态度，第一次正视血液里冷淡的部分。 叔叔的生祭，是为悼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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